有不少朋友都喜歡經常找一些短篇的名人勵志人生經典故事來看，那么短篇名人勵志人生經典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來看看吧。
短篇名人勵志人生經典故事：孤獨溫暖的旅程
作者:鐵凝
有一個冬天，在京西賓館開會，好像是吃過飯出了餐廳，一位個子不高、身著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們走來。旁邊有人告訴我，這便是汪曾祺老人。當時我沒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認識。但這位灰衣老人卻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著，慢悠悠地說：“鐵凝，你的腦門上怎么一點兒頭發也不留呀?”他打量著我的腦門，仿佛我是他認識已久的一個孩子。這樣的問話令我感到剛才我那顧忌的多余。我還發現汪曾祺的目光溫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對于人類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之后，我有機會去了一趟位于壩上草原的河北省沽源縣。去那里本是參加當地的一個文學活動，但是使我對沽源產生興趣的卻是汪曾祺的一段經歷。他曾經被下放到這個縣勞動過，在一個馬鈴薯研究站。他在這個研究馬鈴薯的機構，除卻日復一日的勞動，還施展著另一種不為人知的天才：描繪各式各樣的馬鈴薯圖譜——畫土豆。汪曾祺從未在文字里對那兒的生活有過大聲疾呼的控訴，他只是自嘲地描寫過，他如何從對于圓頭圓腦的馬鈴薯無從下筆，到后來竟然達到一種“想畫不像都不行”的熟練程度。他描繪著它們，又吃著它們，他還在文字中自豪地告訴我們，全中國像他那樣吃過這么多品種的馬鈴薯的人，怕是不多見呢。我去沽源縣是在夏天，走在雖然涼快但略顯光禿的縣城街道上，我想象著當冬日來臨，塞外蠻橫的風雪是如何在這里肆虐，而汪曾祺又是怎樣挨過他的時光。我甚至向當地文學青年打聽了有沒有一個叫馬鈴薯研究站的地方，他們茫然地搖著頭。馬鈴薯和文學有著多么遙遠的距離呀。我卻仍然體味著：一個連馬鈴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對生活該多有耐心和愛。
1989年春天，我的小說《玫瑰門》討論會在京召開，汪曾祺是被邀請的老作家之一。會上諶容告訴我，上午8點半開會，汪曾祺6點鐘就起床收拾整齊，等待作協的車來接了。在這個會上他對《玫瑰門》談了許多真誠而細致的意見，沒有應付，也不是無端地說好。在這里，我不能用感激兩個字來回報這些意見，我只是不斷地想起一位著名藝術家的一本回憶錄。這位藝術家在回憶錄里寫到當老之將至，他害怕變成兩種老人，一種是儼然以師長面目出現，動不動就以教訓青年為樂事的老人;另一種是唯恐被旁人稱“老”，便沒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證實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汪曾祺不是上述兩種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個從容地“東張西望”著，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愛老頭。這個老頭，安然迎送著每一段或寂寥、或熱鬧的時光，用自己誠實而溫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滿靈性的故事，撫慰著常常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創造出的“熱鬧”日子，是為了排遣孤獨，還是一種難以排遣的孤獨感使他覺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撫慰呢?前不久讀到他為一個年輕人的小說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著評價那個年輕人的小說，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兒”。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樂意人是孤兒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記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帶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還有一種獨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來。待到年節回京與家人短暫團聚時，他將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親手為家人烹制了一鍋鮮美無比的湯，那湯給全家帶來了意外的歡樂。
于是我又常想，一位囊中背著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孤獨，從塞外凜冽的寒風中快樂地朝自己的家走著，難道僅僅是為了叫家人盛贊他的蘑菇湯?
這使我始終相信，這世界上一些孤獨而優秀的靈魂之所以孤獨，是因為他們將溫馨與歡樂不求回報地贈予了世人，用文學，或者用蘑菇。
短篇名人勵志人生經典故事：雜學成就左宗棠
1832年到1843年，左宗棠21歲到32歲，他從湘陰到湘潭倒插門20xx年，除了居家過日子，他到底還做了些什么?
20xx年的寄居生活，左宗棠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應湖南巡撫吳榮光的邀請，去醴陵縣的淥江書院主持教學;二是埋頭潛心研究科學種田方法，作《廣區田圖說》;三是繼續研究輿地學，自己在家里繪制中國地圖。
今天看這三件事，教書的事情，讀書人多會做。但是，研究科學種田與自繪地圖，就讓人感到意外了。
左宗棠研究種田時，不迷信古人，只相信實踐。他認真又細心，細致到親自計算每畝田的總穗數，懷疑前人“稀禾結大谷”的說法，施行密植。為此，他還與幫他做事的長工姜志美吵起來，逼著姜志美改掉老規矩，按自己的新辦法來做。后來，他總結種田的經驗，寫了本《樸存閣農書》。
他自繪地圖的方式也很特別：先制作一張皇輿圖，縱橫各為九尺。圖上畫成方格，假定每格縱橫各為一百里，并用五種顏色來區分各地主產的農作物。根據這張總圖，再來制作各省分圖，各省又分為府縣，都做了說明。古為重險地現為散地、從前是邊陲現在變成腹地的疆域沿革，這些變化，他都逐一注明。由此，再上溯至明、元、宋、唐各朝代，嚴謹而專業。左宗棠夫妻花了整整一年時間，不分晝夜地努力，全新的“皇輿圖”終于畫成。
他畫地圖時，夫人周詒端就在邊上端茶、搖扇、磨墨;他畫好初稿，夫人就幫助他影繪、謄清。左宗棠后來給二哥左宗植寫信，生動地再現當時場景：“日來已著手畫稿，每一稿成，則弟婦為影繪之。遇有未審，則共取架上書翻查之，十得八九，其助我殊不淺也。”
一個落榜舉人，放著四書五經不讀，八股不作，卻研究種田，已違背傳統做法。左宗棠研究農業與地理，在當時看來，都是無用之學。他當時花費大量時間，耗費心血來研究這些東西，不但看不到前景，也找不到任何出路。
但是，有用與無用，會相互轉化。
左宗棠后來在陜西、甘肅、新疆帶兵打仗，所有的軍糧都在當地解決，這些學問都是他年輕時閑居在農村時種田摸索出來的。而他對中國新疆版圖、地理等情況了如指掌，又得益于他早年在家里自繪地圖。他的地圖一旦派上用場，連俄羅斯人也難以望其項背。他這些學問需要數十年的積累，不是靠臨陣磨槍、臨時抱佛腳可以得來的。
無心插柳柳成蔭。左宗棠這種非功利的讀書方法，決定了他日后的成功。
左宗棠自己怎么看這種治學方法?1865年，身為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在給大兒子的信中說：“古人經濟學問，都在蕭閑寂寞中練習出來。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到手，隨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樁大節目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
短篇名人勵志人生經典故事：凡·高逸事數篇
1.凡·高習慣將小蠟燭放在自己的帽檐上，以便在晚間作畫。
在給弟弟提奧的一封信中，凡·高提到他“在(帽檐的)燭光下”創作出了《羅納河的星空》。此事至今依然為人所津津樂道。
在另一封寫給提奧的信中，凡·高寫道：“對我來說，夜晚似乎比白天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絢爛的色彩。”如果這些記述是真實的，那么他就應該會在晚上找個咖啡廳之類的地方，戴著他那特別的“燭光草帽”，坐在其他顧客旁專心作畫。
2.雖然世人都認為凡·高是自殺身亡，但也有說法稱他可能死于他殺。
普利策獎得主、傳記作家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懷特·史密斯于20xx年合作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凡·高：人生》。兩位作者經過考證認為凡·高當時并沒有自殺，而是被當地的一名魯莽少年所殺害。其實，藝術史學家們也并沒有完全接受凡·高自殺的事實，雖然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館仍然將他的死亡原因明確記錄為自殺。20xx年11月《名利場》雜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引述了一位法醫的報告，這位專家對凡·高持槍射殺自己的記錄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凡·高不可能如此近距離地用槍口對準自己的身體，與此同時，凡·高的手掌上也并未發現任何近距離射擊留下的灼傷痕跡。
奈菲和史密斯指出，沒有人找到射殺凡·高的那把槍，無論自殺還是他殺，兇器都不見蹤影，這一點始終都很可疑。
不管后世怎樣去猜測和證實，凡·高的確曾經表達過自殺的想法，他曾說過想離開人世并且拒絕一切可能的醫療救助，“人生就是苦痛”。
3.凡·高的耳朵也許是被別人割下來的。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凡·高的左耳并未完全被割除，只是左耳的部分耳垂不幸被割掉了。據報道稱，在“割耳事件”發生三天后，凡·高將割下的耳垂送給了一名妓女。但究竟是不是凡·高自己割下了耳朵，依然存在著大大的疑問。在“割耳事件”發生的那段時間里，凡·高與同樣是畫家的好友保羅·高更居住在一起。高更除了以畫作聞名藝術圈，還是一名專業的擊劍手。凡·高和高更因各自固執的個性，經常打架互掐。盡管兩人都說是凡·高自己割下了左耳垂，但這里面的蹊蹺確實引人猜測：也許是兩人顧及彼此的名聲和顏面而說謊……歷史的真相已隨著大師們的離去而被掩埋。其實，翻翻凡·高的個人信件，我們不難發現，凡·高對高更的感情近乎仰慕，以致他的弟弟提奧千里迢迢找到高更，以“重金”請他來和凡·高住在一起。
也許是什么特別的原因，凡·高始終不愿說出“割耳事件”當晚發生的一切。然而在一封寫給提奧的信中，凡·高提到：“幸虧那晚高更沒有攜帶槍械或其他更加危險的武器。”這一句話引起后人無限的猜測和遐想。
4.凡·高自己意識到患病，住進圣雷米的圣保羅精神病院。在那里，他安靜地凝視著窗外，創作出《星月夜》。
1889年1月，凡·高從阿爾勒的一家醫院出院后不久，就發生了令人震驚的“割耳事件”。他也察覺到自己精神方面的問題并未治愈，幾個月后(大約在1889年5月)，凡·高主動住進圣保羅精神病院進行治療。根據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館的史料記載，在他住院后不久，提奧給他寫來一封信：
“得知你的身體狀況并未有所好轉，說實話我非常傷心。盡管在你寫給我的信中并未透露任何精神脆弱的跡象，但你自己走進精神病院的舉動本身就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希望這只是你的一種預防措施。我太了解你了，你之所以這樣做，是不想拖累那些認識你的人。”
在精神病院療養期間，凡·高創作了許多經典的傳世畫作，如《鳶尾花》《橄欖樹》，當然還有《星月夜》。然而，凡·高自己卻認為《星月夜》是一幅失敗之作。他在給提奧的信中談到《星月夜》時說：“這幅作品對我來說簡直一文不值，甚至連‘尚佳’都談不上。”凡·高本打算郵寄出所有的畫作給提奧，但由于郵費太貴，他就將《星月夜》從郵寄的包裹中拿了出來。后來提奧嘗試過出售凡·高的部分畫作，卻無人問津。
5.在成長的過程中，凡·高經常看到刻有自己名字的墓碑，因為他有一位早年夭折的、與自己同名的哥哥。
凡·高在荷蘭的津德爾特出生、長大。1849年，那時凡·高的父親西奧多盧·凡·高還是荷蘭歸正教會的牧師。和凡·高同名的兄長文森特在剛生下不久便夭折了，葬于墓地，這個墓碑至今仍在。
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津德爾特的市民依然以這里是凡·高的誕生之地而倍感榮耀。這座不大的小鎮建有凡·高廣場、凡·高和弟弟提奧的紀念雕塑，依舊保留著凡·高當年居住過的舊址。凡·高最早住過的房子位于津德爾特大街，但遺憾的是這座建筑已經被拆除，后人已無法一睹當年的風貌。
6.凡·高從二十七八歲才開始畫畫，但到他37歲離世時已創作了900余幅畫作，以平均每周兩幅的驚人速度保持著激情的創作。
在開始從事職業繪畫前，凡·高曾嘗試過很多職業，從傳道牧師到教師，到藝術品交易商……根據凡·高畫廊的記載，他在1881年12月末給提奧的信中描述道：
“提奧，你知道嗎，當打開繪畫盒時，我是多么的開心。在經過一年的學習和探索之后，我想現在才是用它的最好時機，比我當時立即開始作畫要明智得多。現在，我的繪畫生涯真正開始了，你覺得如何?”
凡·高在世時創作了900余幅油畫，留下了多達1100張畫稿。如此多產的他，卻被診斷為患有癲癇病和一種叫作“多寫癥”的行為障礙疾病。所謂多寫癥，就是有強烈的寫作沖動而無法自控。對于凡·高而言，這種沖動就是繪畫創作。受此折磨的凡·高無法自控地與畫板交流，不停地繪畫，不停地創作。
7.凡·高畫作中標志性的鮮黃色在時間長河中不斷地消融和褪色。
凡·高在繪畫中經常使用一種鮮明的黃色顏料，這種黃色被視為他的“藝術簽名”之一。這種顏料是工業革命的一種副產品色素，學名“鉻黃”，已被證明是一種具有揮發性的有毒物質，而它長期釋放、分解的化學過程又是不可逆的。
這種黃色被大量使用于《阿爾勒的臥室》等畫作中。遺憾的是，如今這些當年光芒四射的畫作已經逐漸褪去了最初鮮亮的色彩和奪目的感召力，人們再也無法目睹原作的鋒芒。
研究者孔恩·詹森測試了凡·高畫中的鉻黃色素，并得出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這種光澤的消褪是永恒的。要逆反這一化學反應的過程，只會給原作帶來更大的破壞。
8.一位見過凡·高的122歲超級壽星，對這位畫家的印象居然是“邋遢的，不修邊幅的，令人厭嫌的”。
簡妮·卡蒙特生于1875年。她一生都居住在法國的阿爾勒小鎮直到1997年去世，那一年她122歲。她也被認為是(有明確記錄的)世上最長壽的人。1888年，凡·高居住在阿爾勒時經常去卡蒙特叔叔的小店買顏料，她對凡·高的印象居然是“邋遢的，不修邊幅的，令人厭嫌的”。
根據《紐約時報》1997年發出的訃告，當年見到凡·高時卡蒙特大概只有十二三歲。她對自己的后人說：“凡·高是誰?那個丑陋的、沒有風度沒有禮貌的、看著很病態的男人?我原諒了他的粗魯，因為人們都說他是個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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