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街在上，一號線在下。上面8條車道，燈火通明，橫貫北京東西，是世界上最長、最寬的街道。而地下則以3分鐘一班的車次，45年不變的路線，每天穿過31.04公里，把約150萬人運到23站點，那相當于北京常住人口總量的1/13。
從東單向東，一路出建國門，過永安里，至國貿CBD商區，寫字樓越來越多，世人眼中的精英沿長安街沿線一路向東聚集。樓越來越高，地價、房租也一路飆升，那代表著名望、財富、位置。
而西單以西，出復興門，入木樨地，一路西行，由商轉政：過了繁華的金融街，進入財政部和計委所在地，接著就是首都博物館、中科院，一路下去，濃濃的府院氣息。
再往西又一番氣象。文氣漸弱，兵氣漸濃，八寶山是有名的革命公墓，至于公主墳、萬壽路一帶，則是全國軍事中心，軍政司令部所在地了。
一號線展開，就是這個城市的生活層級，站點本身似乎帶上了某種隱喻，成了某個階層、某種生活的入口。
人們從不同地方來到北京，抱著不同的目的，通過不同路徑，以不一樣的代價，扎進1號線，投入各自的北京生活。
28歲的李征（化名）漸漸開始對自己在京打拼的意義感到困惑。
一、四惠東
每天，李征（化名）從出租房走到四惠東坐1號線，從起點經11站到西單，再轉4號線坐12站，一個半小時到達上班地。回程再一個半小時，經23站。
當李征拎著小公文包，鎖著眉頭急匆匆從寫字樓里走出來的時候，他的狀態有點兒游離，那樣子看似溫吞卻又煩躁，整個人充滿了矛盾。
這個地道的山東漢子今年才28歲，卻已經有點兒滄桑了。父母種地，一個男孩就這么考到了北京。人雖然出來了，面臨著這個大城市的一切新鮮東西，可一套價值觀還留在玉米地那里。
眼下他正跟“么么噠”較勁。他剛從體制內的公務員跳出來，在一家企業上班，負責微信平臺，他指著那界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真的不適應，“這不是矯情嗎？”他激昂地說，“話不好好說，干嗎要用‘親’‘么么噠’？‘冰淇淋’不叫冰淇淋，干嗎要叫‘甜品'？”
他皺著眉頭跟記者討論，似乎那是關乎體面的大事。“我喜歡嚴肅一點的東西。”他指的嚴肅是那種人民日報體，或者幾個學者來講課或交流，探討一些哲學、文學、藝術類的問題。
可他必須學習“么么噠”的用法，非常努力地造出“博雅塔，么么噠，我來了”的句子。說的時候他很嫌惡，就像每一個字都要花他錢似的。
一旦工作本身讓他沒了興趣，上班就變成了一件需要忍耐的事情。上班從一出門開始就是一段艱難的旅程。作為1號線始發站，四惠東在2000年通車，1號線東側始發站第一次從西單東延到了東四環外，這也是1號線最近一次的擴延。一條線從此穿起了朝陽、東城、西城、海淀、石景山五個區。又因這一站靠近立交橋，客運、地鐵、公交方面都是重要的交通樞紐，這里的日客流量超過20萬次。
此前很長時間，四惠東近北京郊區，多是小商品市場，檔次、服務效率都不高，住在這里的也是小商販、打工者、底層務工人員。可1號線一路向東，加上CBD東擴，四惠及四惠東有了新的價值。這個西起大北窯，東至高碑店文化園的地帶，搭乘地鐵至國貿縮短到了20分鐘以內，它因輻射CBD商務圈、與國貿距離最近、而房租又能被普通小白領承受，很快成了的那些寫字樓里白領的首選，這一帶房子開始炙手可熱。
每天，大批住在通州、燕郊的小白領在這里換乘。在天橋下排隊30分鐘等地鐵，五六趟過去仍擠不上去車是完全正常的。在哪個門口，跟哪群人一起上也大有講究，最好能選中一個強大的人流，順勢被推上去，這個地鐵口流行一句話：“選好團隊比個人努力更重要。”
李征也不例外。每天，他要拿出3個小時，上車，換乘，一路西進北上，周而復始，那感覺就像每天都比別人少活了3個小時似的，每天像圓形籠子里的倉鼠一樣一直循環地跑，上班是為了下班，下班為了睡覺，睡覺為了第二天再上班。
時至今日，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體制內不行，現在到了體制外也不行；老家那一套不行，大城市這一套也不適應。他在兩套標準里出出進進，左搖右擺，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糾結。
當初進體制，有多少是自己的意愿，多少是為了滿足老家那邊對他“出人頭地”的期待，他已經分不清了。2009年從煙臺大學畢業，又考上人大專業碩士，對一個農村孩子來說，這是不錯的成績了。初來京時，他頗有幾分躊躇滿志，一心想取得一個父老鄉親所認同的位置。那渠道很清晰：拿戶口，進體制，熬兩三年，做上副主任、主任，攢錢買房，結婚生子，逢年過節衣錦還鄉。
剛進體制的時候，他和所有年輕人一樣，以為自己可以改變或影響什么。“我想把大家的心氣兒都捋順了。”為這，他專門做了一個單位內部微信公號，每天推送員工事跡，單位故事。這是分外工作，本以為是錦上添花的事，卻被老板找去談話：“小李啊，你要在這個微信公號上制定一個規矩，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這個宣傳口徑要把握好。”
李征蒙了，怎么解釋領導就是聽不進。
再就是一遍一遍地開會，學焦裕祿，學到晚上10點再討論兩小時，領導帶頭表示：焦裕祿是我的神。
輪到他發言時，他大著膽子說出真話：“焦裕祿死了二三十年，蘭考還是一個貧困縣，我覺得當干部沒必要成公仆，辦事兒就行，我給你服務，你用納稅來滋養我，把這個互相服務的關系搞好。不然累死也是無效的。”
一句話惹毛了領導。那時他已經動了離開體制的念頭。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看不到升職的希望，之前干得熱心，以為可以提干，卻沒了希望，原來的下級做了他的領導。這下級之前來北京開會，叫他李總，給他倒酒，現在反過來叫他“小李”，酒也輪到他倒了。
離開體制那天，他坐到領導辦公室里，“我想走。”領導一驚，“小李啊，我們這么培養你，你作為一個黨員干部，你怎么能……”“領導”，李征打斷他，“我只是一個黨員，我不是干部。”
這是他的第一次叛逆。內心里更深的厭惡壓倒了出人頭地的想法。骨子里，他一直比同齡人更焦慮，那幾乎是一種潛意識，學生階段他已經開始找工作，同齡人都在享受校園時光，讀書戀愛，而對他來說，這一切都沒有意義，如果它們不能指向一件事：好工作。“好”當然是指物質方面的：穩定有保障，能支持一份殷實的生活。
研一那年，他在兩個機會之間猶豫。一個是中國移動徐州分公司的offer，另一個是去愛爾蘭交流一年。他猶豫了，到手的那份工作框住了他，家里勸他，“出國也就一年，工作可是一輩子的事！”
對父母那輩人來說，工作就是鐵飯碗，找到一個必須抱牢，“出國”屬于不務正業。李征很矛盾。一直以來，他都在自己的價值觀和父母傳統的評價體系里搖擺不定。瞧不起一張戶口，又必須得到它；骨子里討厭官僚主義，又真心想進體制。一切機會面前他都傾向于傳統的價值觀，但當中又透出不甘。
他猶豫了很久，最終拋下手邊這份工作去了愛爾蘭。愛爾蘭很美，人也悠閑，在湖邊散步，不時有鴿子飛起來。他卻不安起來：太輕松了，將來怎么辦？回國怎么辦？工作怎么辦？
一旦學業、工作、結婚、生子這四件事兒里，有哪一環銜接不上，他馬上陷入焦灼。好像這一步接不上，就永遠接不上了。
他發現，那些固有的東西，正根深蒂固的留在自己腦子里，逃也不是，順從也不是。一年里，他的口語沒進步，見聞沒增加，吃也克制，玩兒也小心，按部就班地在愛爾蘭過了一年中國生活。
他感到自己正陷入尷尬：一回老家，鄰居圍上來，“李征，你都三十了，還沒結婚……”“我才28”他反駁。再就是問戶口，問房子，問一個月賺多少。之前，這一套曾經指導著自己全部的奮斗路徑，可現在他聽著，突然一陣厭煩。
自己離老家遠了，可北京這個城市并沒有接納他，觀念、生活上他仍然沒有接軌。如果他膽敢不結婚，不買房，他簡直無法踏到老家的土地上，無法活在鄰居的眼光里。
擠地鐵擠煩了，他偶爾也會皺起眉，撫著額頭問：“我到底為了什么活在這兒？為了父母嗎？父母不在身邊；為了舒服嗎？還是為了更高的意義，可哪兒又有更高的意義呢？”
他開始睡不著了。女朋友家里催著結婚，一套房子首付60萬，女方那邊已經準備好了一半，他這份就是拿不出來，家里幫不上一點兒忙。
睡前，他偶爾會問女朋友，咱在這兒干嗎呢？雙方父母掏空了，買房子，還房貸，還了二三十年，六十歲還完，還得再給兒子買套房。
28歲，他已經開始嘆氣了。
“我堅信“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的好奇心豐滿了我的生活。”jolie語氣堅定的說著。從老家考到北京努力打拼10年的她似乎已經實現了自己曾經的目標。
二、國貿
按照一般的職場標準來說，Jolie的條件并不好。
父母很早就下崗了，家里在錢和關系上幫不上忙。她自己身體差，眼睛晶狀體、玻璃體有先天性病變，一只眼睛幾乎看不見，另一只上千度的近視，除了外語上有一點兒天分外，生活的一切方面她都是非常吃力的。她甚至不敢提一只重箱子，因為那可能讓她本就脆弱的視網膜破裂或滑落。
大學畢業11年后，Jolie出入在北京國貿三期的寫字樓里。戴著隱形眼鏡，眼睛看上去仍然不大對勁，太大了，有一點外凸，那是長時間戴眼鏡留下的痕跡。但一張臉是漂亮的，不僅如此，還帶有一種神氣，讓人感到她對自己的生活擁有著完全的控制力，甚至可以說，她就像那種天生就該待在這里的人。
現在，她在一家美資的高級律所做市場推廣，之前做過的兩份工作分別是高級翻譯、PICC（“中國人保財險”）評級。
她語速快，但并不給人壓力，聲音柔軟客氣，這顯示出她在待人接物上受過好的訓練。小城的窘迫童年沒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跡，她已經取得聯合國口譯資格，她還想去紐約，想去聯合國那樣的機構看看。
她知道，在北京，一些看起來遙不可及的事情會在這里成為可能。
可如果留在武漢，Jolie不知道自己會落入哪一種生活里。她上的是理工大學，專業又是英語，加上不到一米六的個頭，八十多斤的體重，“聯合國”，離她像天那么遠。
可現在，站在國貿三期的最高處，她幾乎可以俯瞰整個北京城。她是剛從國貿銀泰的一家評級公司跳槽后到的國貿三期，采訪當天，她剛剛在這棟北京最貴租金的寫字樓里工作一周，自己也覺得恍惚。它在這一帶樓群中高入云端。那高度就像一種權力，待在這兒的注定是少數人。
作為北京的最高建筑、全球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國貿三期位于北京東三環CBD核心區域，這座330米高的巨型建筑正以一種難以企及的高度，把整個北京城壓在下面。
是的，它已經朝天際去了，而這之前，這一帶早已把地下的風光占盡。
國貿區建在建國門外大街，那是北京最中心的商務區，毗鄰東長安街，12公頃的占地，43萬平方米的建筑面積，入駐的企業多是全球500強，是京城黃金商業帶里最黃金的那一塊。
這里要的不是繁榮、熱鬧、和諧，而是更高一層的東西，比如奢華、孤獨、克制。國貿三期里，每一件器物都來歷不凡，4.5米高的荷蘭皇家寶盾旋轉門，9米高的大堂，從以色列專門運來的金黃色的大理石地面，棚頂4組500公斤重的彩色玻璃泡吊燈，由600個工人人工吹制而成。
而在樓中工作的人也有著不言自明的共同秩序，他們彬彬有禮又不過分親密，客氣周全而又充滿節制，他們擁有這城市最好的教育，他們的工作場所處在最優質的地段，這一切都暗示著權力、位置和身價。
Jolie用11年的青春、健康、孤獨，和一份毫無積蓄的生活換來了這棟大樓里的一個位置。
進入這個大樓的路徑并不那么簡單。從武漢理工大學畢業之后，她鉚著勁的要考外交學院的高級翻譯專業。這幾乎是全國英語類考試中難度最大的，畢業后可做外交官或同聲傳譯。那難度極大，用腦量驚人。
本來是可以去外交部的。研一那年，外交學院要跟教育部批一塊地，得到了上級領導的應允，但有個要求，要一個外語好的女生到領導家來當家教。學校選上了她，在外交學院這是有慣例的，給領導當過家教，前程遠大。可通知她剛一周，這位領導就因為犯事兒被拉下馬，之前的腐敗和生活作風問題一下子都被揭出來。她這才恍然明白那是一個什么性質的捷徑。
同學中90%以上考了公務員，她放棄了，一個人開始體制外打拼的生活。但公平有了，辛苦卻是加倍的。這個城市里，Jolie至今沒有房，沒有車，沒有男友；只要她還能工作，生活就可以維持在一個不錯的水準上，一旦工作停了就一切都沒了。這個城市里，她將無法安頓自己。
跳槽之前，房租要占Jolie收入的40%以上。她要租一整套二居室的房子，在這個城市的任何地區，這樣一套房子每月四五千是至少的。作為家里的獨生女兒，她把父母從武漢接到了北京。他們很早就下崗了，有時，看女兒一個月剩到手里的只有三四千，他們也心疼，吃穿用度上也幫著女兒貼補，最初Jolie拒絕，慢慢也接受了。
她花錢很省，“平常我幾乎沒什么開銷”，她說。但一套體面的衣服還是需要的。有時要出國開會，她就上網去淘一點，買的都是些顏色大方，富有層次，款式好價格卻不貴的衣服，“幾十塊也可以穿”，最貴的一條裙子，是一個一萬塊的大品牌打一折，一千就入手了。
外人看來，Jolie這個位置上，連辛苦都是高一層的，比如花一個半小時化妝，為了不讓人看出剛剛熬過通宵；住5星級酒店里，只睡上3個小時，第二天就跟著公司高管去以色列開會；6小時的大會，漢語從耳朵里進，英語從嘴里出，6小時下來也不露出疲態。
不是不累。在這行里，累也要累得光鮮，如果因為累，放松了對儀表的要求，那你就成了個可憐人。和任何高薪、高壓的行業一樣，任何一點兒邋遢、疲乏都會讓人不堪，因為它會將你打回原形，打回光鮮之下沒車沒房、沒有儲蓄、沒有背景的真實里。
說白了，自律就是為了那一點體面。她已經能熟練駕馭不同款式的短裙、黑色針織衫，穿著經過巧妙的搭配，顏色上富有層次。
這就像個悖論。在北京，必須消耗自己來換取資源。但回老家，她有了資源，但擅長的技能又超過了城市的需要。
如今，對她來說換一種生活方式，把眼界和環境降低一層，已經完全不可能。她只有進沒有退，北京給了她好的一面，這一面她要踮著腳才能夠到，但這已經足夠把她架在這里了。
只是，無論她穿得多么體面，每天從國貿三期走出來，她必須從一號線進去，扎入人海，進入最真實的北京生活，那里沒有大吊燈，玻璃咖啡廳，甚至要踢著菜葉回家，但那是她的生活。下班，上地鐵，到家，一路下去就像過了三重天。
那幢大樓里，她連買杯咖啡都還需要用導航，別的名品店更是一無所知，唯有一件事她一清二楚：怎么繞過重重地下通道找到地鐵入口。
當她繞過國貿地下商城，走過一條長長的通道，還沒走到頭，一股熱氣就來了，空調弱了，氣味也大了，從這兒起，優雅就不要緊了。要的是潑辣、麻利。她把自己投入人流，被擠著、推著、搡著，就這么進了地鐵一號線。性騷擾是常有的事。對此她已經很有經驗。最好大聲講出對方的行為，講得具體、有細節，讓人臉紅為最佳，幾十雙眼睛就會一下子唰地看過來。
來京10年，她早已身經百戰了。
小時候，Jolie就看不起身邊那些沒有野心的同學。她不同，上大一時，家里拿學費都困難。人一漂亮，心氣兒格外高，覺得武漢裝不下她，她要更大的世界。認識她的人都知道，這女孩從小優秀、拼命、求勝心切，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要拿出A+的東西，要名列前茅。
而Jolie自己說，這好勝背后，其實是巨大的不安全感。“我眼睛不好，相當于半個殘廢。”但她依然很注意著眼部的修飾，戴著隱形眼鏡。這有磨損角膜的風險，但一個體面的外表還是要緊的。
這棟光鮮的寫字樓里，所有人都那么時尚、得體、精力充沛，但私底下，Jolie知道他們花了多大力氣讓自己“看起來輕松”。
在武漢時，她一直覺得能來北京就是到天了，現在回頭一看，“那東西已經在我后面了。不知不覺的就這么走著，我也成了少數人。”
但身體始終讓她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怕黑，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見了，讓人不安。我做口譯也是為這個”，她指指眼睛，“將來壞掉了，用耳朵也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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