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天，我感到非常疲勞。可是就在那年春天，《斯克里布納雜志》從我新出版的作品中又選定了三個長篇在那年的春天和夏天發表。這三篇作品的發表也增強了我的信心，為我掙來一點我當時十分需要的現款，也許還讓我的名字沒有被公眾完全忘掉。可是，我想那一年是我經歷的最可怕的一年。在那年結束之前，我由于過分勞累而感到精力不支，幾乎完全喪失了信心，幾乎準備承認失敗，承認我的作家生涯已經完結。
我已無能完成我已開始的工作了。這是一段黑暗時期。有時我在寫作時，自己便感到毫無希望，不相信我能完成它，心中除了黑色的失望之外，空無一物，可是我仍然寫著、寫著，我沒有辦法放棄寫作。而且我還覺得，那絕望情緒本身正是一種驅使我前進的動力，使我甚至在沒有信心能把它寫完的時候，還一個勁兒地寫下去。我還感覺到我在布魯克林的生活，雖然我在那里實際只待了兩年半的時間，卻仿佛已是好幾百年以前的事，其間經過了黑暗的海洋深淵，經過了一般的小時、晝夜、星期和月份的尺度無法衡量的、無比長遠的經歷。人們有時問我在那幾年中我的生活發生了什么變化。他們問我，當時我的生活既然完全沉浸在那個寫作和創造的世界中，我怎么可能會有時間去觀察、去搜集新的經驗，或者去了解我周圍的人所生活的世界呢。是啊，這可能顯得有些矛盾和異乎尋常。但真實的情況是，盡管那幾年我正為自己的創作問題奮斗不已因而終日十分勞苦，但在我的整個一生中，再沒有任何一段時間像那幾年中一樣，對一般人的生活有著那樣強烈的體會，那樣熱情、生動、充實地參與，那樣豐富，那樣帶著真誠的同情和理解去分享。
我想其中的道理倒并不顯得那么矛盾，它比我們最初想到的要簡單得多。首先，那時候我的整個感知系統和創作才智，我的感覺和思索能力、觀察能力，甚至我的聽覺，還有更重要的我的記憶能力都已達到了過去從未有過的敏銳和警覺。每當我不辭勞苦地拼命工作一天之后，我的頭腦卻長時間難以平靜，詩歌、音樂、飲酒、讀書或其他任何令人開心的事都無法安撫它，使它安靜下來。我無法入睡，也沒有辦法減緩或控制住由這種熱情產生的激動翻滾的情緒。由于為這種情況所苦，有整整三年的時間我在街上游蕩，探索這有著幾百萬只腳的市鎮形成的巨大的叢林和萬頭攢動的蛛網，慢慢來熟悉我過去從不熟悉的千百個方面的情況。在那三年中，我對這個城市以及對美國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一般人的生活也更為接近了，對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思想、性格，以及他們在千百萬種生活中所抱的，沒有把握、平庸、錯誤和多少顯出幾分英勇的目標和抱負，我都比過去知道得更清楚了。這是歷史上的一段黑暗時期，也是我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中的一段黑暗時期，因而我想，我頭腦中的那個時期的形象，我對那段時間的記憶竟是那么陰森和痛苦，這卻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那幾年中，在我周圍的任何地方，我只看到無法估量的衰敗和苦難的跡象。我的親友，我自己家的人全都敗落下去。在那個所謂的“大蕭條”時期，他們丟掉了一生所積累的物質財富。而那個普遍性的災難幾乎落到了我所認識的每一個人的身上。不僅如此，當我深夜無休止地在那個城市的巨大的蛛網和莽林中進行搜尋和探索時，我親眼看到、感覺到，并經歷到了那個可怕的人類慘禍的巨大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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