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漢語常用字，初文見于西周金文，基本義是本質、本性，引申為真實，又指明確清楚。“真”用作副詞時，表示實在、的確。近日，重讀2014年獲獎的陳武的中篇小說《支前》，又一次感受到了文學藝術“真”（來自生活可不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真事，但表達的現象、本質等卻具有真實性）的魅力。
《支前》寫的是“麻大姑”（劇中人，魚爛溝鄉的指導員）率民工運糧支援淮海戰役的故事。小說中的“麻大姑”率性真實，“血肉豐滿”，她一臉麻子，滿口臟話，原是打家劫舍的土匪頭子，后來被收編參加了黨。在運送軍糧的過程中，她以“劃分地主成份”等借口相威脅，“動員”了“我父親”（局中人，大丑）等人參加，還和“瘸三老爹”（劇中人）在運糧的過程中發生了“男女之情”。為保護糧食，在和原來的土匪下屬殊死搏斗中，以一敵三，不幸以身殉職，但確保了支前任務的完成。小說真實感人，“麻大姑”可親可敬。
曾幾何時，我們的文藝作品口號滿天飛，正面人物“苦大仇深”，正氣凜然，尤其是不食“人間煙火”，除了為人民、為大眾拋頭顱、灑熱血外“六根清凈”，大都像“李玉和”、“柯湘”，可敬而不可親。上世紀80年代，我讀中學時，喜歡上了閱讀，但那時候的書籍大都像“正面教科書”，特別是幾乎一點就是沒有“卿卿我我”的感情描寫，明顯的感覺是“不真實、客觀”。至今回想起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原蘇聯小說為什么大受歡迎，當然，“保爾·柯察金”無畏艱難的英雄形象深入身心，但里面主人公和林務官的女兒“冬妮婭”的愛情也得到不少青睞。
《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女紅軍為國捐軀可敬可佩，但她們露天“洗浴”的描寫也讓讀者津津樂道。我記得看的那本書，寫“洗浴”的兩頁分外“臟”，說明翻看的次數非常多。這種“異常”的情況在新時期文學中得到很大改觀，大學時，讀河南作家周大新的紀實小說《靈旗》被震撼了，小說“祭奠”了紅軍長征中的湘江之戰，突出了個“真”字：一是紅軍的英勇和損失真實。初中學歷史，教科書上講“湘江血戰，紅軍損失過半”。
小說中大膽的道出真實數字，八萬紅軍，血戰后剩3萬多人。還真實寫出了紅軍指戰員的英勇無畏。一位紅軍師長受傷后被俘，主動忍受巨疼拉出腸子，壯烈犧牲。后來學歷史知道，確實有位紅軍師長是這樣犧牲的。二是參加紅軍的動機真實。“母親叫兒上戰場，妻子送郎打東洋”，在許多作品中，有不少類似的敲鑼打鼓、喜氣洋洋的參軍場景，我黨受人民的支持無疑是勝利的法寶，但畢竟是送親人到九死一生的戰場，依依惜別應該更多于“歡天喜地”。更有甚者，少數文藝作品還寫了參軍時喊“正面口號”，有的還背誦“馬列主義或偉人的思想”語錄，假的讓人忍俊不住。
《靈旗》中，不少紅軍說起參加“擴紅”的初衷，就是“找糧吃”。上世紀90年代初，我采訪過一位干休所的老戰士，他解放前為了不被餓死，參加黨的隊伍時，老母親哭了一晚上，眼圈都紅腫了。《支前》中，“我祖母”百般找理由不想讓“我父親”支前，“麻大姑”好說歹說，甚至“威脅利誘”才動員起支前隊伍。行進中，還“半推半就”和“瘸三老爹”成就了“好事”，以致于臨終前還“慶幸”：“總算做成了女人。”
由此聯想到，“真”也應該是一切藝術作品的生命。今天，二人轉、郭德綱的相聲為什么受熱捧，就在于“真”，就在于接地氣。當然，不可否認，有些內容確實應該凈化。但非要讓它們也“高、大、上”,恐怕就減少了藝術感染力。趙本山曾經表示要改造成“綠色二人轉”，沒改成，不然，讓“二人轉”也高唱“社會主義好”，恐怕就沒有了“少吃一頓飯，不舍二人轉”的效果了。郭德綱的相聲更是被一些人斥為“低俗”，但郭德綱的相聲《我要反三俗》就辛辣的諷刺了所謂的“假清高、真庸俗”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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